浙江省《数字化改革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指南》省级地方标准根据公共数据公开后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分类，共分为敏感数据（L4级）、较敏感数据（L3级）、低敏感数据（L2级）、不敏感数据（L1级）四级。

(18)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，这实际上也是所谓共享经济的重要基础，当前不同领域的各大互联网平台，正是实践中发挥大规模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共享的重要载体。可以看到，通过政务数据平台开展不同政务部门间公共数据的共享活动，是目前公共数据成为大数据并得到智能化利用的主要形式。

同时，在不断发展的新信息技术条件下，公共数据的潜在利用方式也自然可能同步发生变化，很难准确预测智能化技术应用对公共数据可能产生的潜在需求。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数据开放机制，对接公共数据的社会使用方。但是，现阶段的公共数据开放实践，更多还是以专项的有边界方式来开展的。(40)参见刘露、杨晓雷：《新基建背景下的数据治理体系研究——以数据生命周期为总线的治理》，载《治理研究》2020年第4期，第22—23页。(37)参见苏玉娟：《政府数据治理的五重系统特性探讨》，载《理论探索》2016年第2期，第71页。

虽然目前的区块链技术在面对大规模数据流动的场景中，仍然存在算力资源和运算效率上的局限。虽然目前公共数据中心具有提供较为便捷的数据服务的能力，(38)但从宏观上看，一种更为普遍化的公共数据开放仍然属于个案，规范化的公共数据开放依然没有真正形成规模。欧洲人权法院指出，同性恋者的存在是否会导致有关消极影响，本身是存在疑问的。

《德国基本法》第3条第1款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确立了一般平等权，第2款规定性别平等，第3款禁止根据性别、门第、种族、语言、籍贯和出身、信仰、宗教或政治见解进行区分对待，禁止歧视残疾人。对此，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三个原则性诘难和一个技术性质疑。存着这三种情形之一的，就应当审查区分对待是否存在充分的正当化理由。我们认为，哈贝马斯的道德概念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。

由此可见，通过发展出适用于同类个案的权衡原则，可以提高法益权衡的客观性。然而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并不存在同时适用于不同法益的共同衡量标准。

具体而言，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进行沟通和协商，相互理解，承认对方有相应权利。基于这一原因，权衡只能基于直觉进行，这注定是不科学、不理性的。基于两者之间的这些区别，适用规范还是价值将产生不同的结果。联邦宪法法院首先区分限于私人领域的冲突和涉及公共利益的冲突。

总之，现代法治观念之下，我们应当同时追求法的安定性和实质正义。他主张，法益权衡思维预设任何事物都可以权衡，而人权保护个人作为道德主体（moral agents）的身份，既不可量化，也不可权衡。如果两个法益无法通过共同尺度进行衡量，两者之间也就不可通约，也就不可比较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本来就不应当对法律的可预见性提出过高期待。

四、通过权衡规则提高可预见性 原则性和技术性质疑经不起推敲，法益权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。在公共领域，意见自由原则上优先于名誉权。

严重虚假的事实陈述影响他人名誉权的，则后者优先。根据这一原理，基本权利的适用不应当仅仅关注可预见性，还应当维护实质正义。

德沃金等学者则坚持权利在道德上高于公共利益，反对两者之间的权衡。而价值作为主观偏好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赞同。总而言之，阿列克西的主张不能够有效回应法益之间不可通约的质疑。法律具有这些性质时，个人可以得知法律鼓励、允许还是禁止特定行为，个人可以据此进行利益计算，趋利避害，从事被鼓励和允许的行为，不做被禁止的行为。为了避免风险，人们往往采取保守态度，放弃尝试新事物，这将导致社会失去活力。对于公共领域的冲突，则进一步根据言论构成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而进行区分。

其商谈理论的旨趣，就是探讨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能够求同存异，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一致，从而避免共同生活无序。在这种意义上，法益权衡构成破坏性的虚无主义，应当予以摒弃。

（三）法益权衡与法治原则 基本权利审查中进行法益权衡，似乎并不与法治原则的要求完全一致。对于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，还需要各自进一步予以区分。

表１ 规范和价值的差异 那么，基本权利属于伦理还是道德范畴呢？哈贝马斯不赞同权利天赋、权利国赋等学说，认为不能够从个人道德诉求、共同体的伦理决定推导出权利，而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，主张权利是人们基于主体间性的商谈而互相承认和授予的。适用价值，则应当追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，并在两个价值出现冲突时进行权衡。

尤其是前三类基本权利，只是未填值的占位符，对制宪者提供了指导，有待于得到细化。与此不同，不同价值相互竞争，共同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。根据这一原理，法律的适用区分三种情况：如果法律为良法，则适用法律——这既维护了法的可预见性，也促进实质正义。基于平等观念，弱者有权要求政府给予其与其他成员同等的关心和尊重。

那么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否成立？其核心立场是道德与伦理之间存在重大差异，基本权利属于道德范畴。持此论者实际上主张，只有存在共同标尺时，才能对不同法益予以精确赋值，从而使得法益之间可以进行相互比较。

我们认为，对法益权衡提出技术性质疑者陷入了一个误区。为了进行法益权衡，只需要确定不同法益的相对重要性，就可以进行排序，而无需分别确定它们各自的精确数值。

实际上，符合形式法治观念的法律完全有可能是极端非正义的。进行法益权衡虽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，但能够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，恰恰符合实体法治的要求。

在伦理问题上，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构成了参照系。根据比例原则，公权力只能为了正当目的而限制基本权利（目的正当性原则），干预行为必须能够促进目的实现（适当性原则）、必须是众多有效措施中干预程度最轻的手段（必要性原则）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和所追求法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成比例的，不得有失均衡（狭义比例原则，均衡性原则）。还有学者认为，法益权衡导致不确定性，这违反法治原则。另一方面，可预见性和实质正义也可能发生冲突：严格维护可预见性将导致恶法亦法，从而损害实质正义。

对此，英国政府辩称，在军队中同性恋者的存在，将对士气产生严重消极影响，这又将波及军队的战斗力和运行效率。由此可见，萨基拉基斯的错误，在于没有区分比例原则审查的四个环节，误以为在所有个案中都能够在目的正当性环节得出终局结论。

在所有权利中，一些权利对于保护尊严和平等是必须的，它们构成了相对重要的权利。在其看来，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构成了一种具体的价值秩序，在基本权利和对立法益之间进行价值权衡，这就把法律原则与价值相提并论，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。

实际上，实质法治不仅追求可预见性，也追求个案正义，并要求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。理由是否充分，取决于有关理由的性质和重要程度。